牛奶作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种必需营养素和能量的天然膳食来源,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及神经心理发育。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牛奶摄入与某些人体疾病发生的潜在联系已被相继报道。研究指出,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在胃肠道消化过程中可产生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阿片肽β-酪啡肽-7(β-casomorphin-7,BCM-7),这可能是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I型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婴儿猝死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等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1]。最新的人类临床研究表明,A1 β-酪蛋白对血清谷胱甘肽水平、消化系统健康、儿童认知表现和女性情绪有负面影响[2]。相比之下,含有A2 β-酪蛋白的牛奶被认为是安全的,可降低I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然而目前该领域的调查报告、动物及人体试验得出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是否对人类健康存在不良影响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因此,本文从β-酪蛋白的基因分型和检测,及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概述,为A2牛奶在乳制品行业的研究开发与市场推广提供理论参考。
牛乳蛋白质主要由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组成,酪蛋白约占牛乳蛋白的80%,包括α、β、κ、γ四种类型,其中β-酪蛋白约占酪蛋白的35%[3]。控制β-酪蛋白产生的基因是CSN2基因,位于牛6号染色体上,由9个外显子和8个内含子组成,DNA序列全长10 338 bp,其多态性程度最高[4]。迄今为止,已发现13种牛β-酪蛋白的遗传变异体,分别为A1、A2、A3、A4、B、C、D、E、F、G、H1、H2和I型[5](表1),其中A4型仅在韩国本地牛中发现,但未经确认。在这些遗传变异体中,A1和A2型最为常见,两者仅在多肽链67号位置上存在单个核苷酸突变引起的一个氨基酸的差异。正是这一单核苷酸的微小差异,导致A2 β-酪蛋白氨基酸链上脯氨酸(Pro67)突变为组氨酸(His67),从而形成A1 β-酪蛋白。A1 β-酪蛋白中His67的存在使其易受蛋白酶水解,释放出β-酪啡肽-7(BCM-7)。相反,A2 β-酪蛋白中的Pro67则可抵抗蛋白酶的水解作用[6],在体内释放出的BCM-7相比于A1 β-酪蛋白要少得多,甚至可能是微量的(图1)。
图1 A1和A2 β-酪蛋白酶切位点示意图[7]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A1 and A2 β-casein restriction sites[7]
表1 牛β-酪蛋白各遗传变异体的氨基酸序列变化情况
Table 1 Amino acid sequence changes of bovine β-casein genetic variants
β-酪蛋白变体氨基酸序列变化182535363767728893106117122137138A2Ser-P ArgSer-PGluGluProGluLeuGlnHisGlnSerLeuProA1HisA3GlnBHisArgCSerLysHisDLysELysFHisLeuGHisLeuH1CysIleH2GluLeuGluILeu
目前,主要通过2种方式检测β-酪蛋白基因的多态性,一种是蛋白水平(直接检测牛乳中β-酪蛋白的种类),另一种是分子水平(检测奶牛的基因型)。蛋白水平检测方法主要有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eversed-phase-HPLC,RP-HPLC)和等电聚焦电泳法(isoelectric focusing, IEF)等[8]。RP-HPLC主要是根据不同蛋白质不同的吸附性、分配系数及亲和力,最终达到分离目的。BUZS等[9]开发了一种快速RP-HPLC,可同时分离和定量牛乳蛋白组分及其遗传变异体。IEF则是根据不同种类蛋白质具有不同的等电点,其在电泳中会聚集到相应的位置,从而进行分离和鉴定。IEF法已被用于检测并量化散装和单个牛奶样品中β-酪蛋白的主要变体。此外,通常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Taq 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法、直接测序等方法从分子水平鉴定β-酪蛋白基因的多态性[10]。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娟珊牛血清中A1 β-酪蛋白的含量显著高于A2和A1A2型,A2和A1A2型 β-酪蛋白的含量无显著性差异,所以无法分离A2纯合子和杂合子的奶牛[11]。可见,相比之下,基因检测较蛋白检测具有高效灵敏、大批量操作、成本较低等优点,能够帮助生产者快速便捷地对牛群进行筛分,因此直接验证奶牛的基因型在实际中应用更加广泛。
β-酪蛋白各个分型的基因频率取决于奶牛品种及国家、地理分布等因素,但A1和A2型在各奶牛品种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其次是B型,其他类型均较为少见。荷斯坦牛和娟珊牛作为目前世界各国主要的奶牛品种,国内外学者及乳制品行业人员对其基因频率进行了检测报道。在中国,任大喜等[12]采用焦磷酸测序法比较了荷斯坦牛和娟姗牛的乳蛋白基因多态性,结果发现荷斯坦牛中β-酪蛋白基因型以A1A1为主(67.78%),娟姗牛以A2A2为主(42.11%)。2020年,蒋桂娥等[13]使用MassARRAY质谱技术对河北省11 785头荷斯坦牛进行分型鉴定,发现荷斯坦牛中A1纯合基因型占16.13%,A2纯合基因型占36.01%,两者差异可能与检测样本基数、样本类型和检测方法有直接关系。此外,前期课题组对大理鹤庆有机牧场385头娟姗牛进行了分型检测,结果发现纯合A2型、纯合A1型和杂合A1A2型基因频率分别占51.43%、7.53%和41.04%[11]。意大利中部地区荷斯坦牛2种基因型分布较为平衡,纯合A2A2型和杂合A1A2型占比分别为36.96%、35.79%,其中A2等位基因频率为60.65%[14],波兰和荷兰地区A2等位基因频率与其相近,分别为65%、69%[10]。此外,在德国、墨西哥和新西兰娟珊牛中A2型基因频率分别为72%、71%、59.1%[5]。总体来看,荷斯坦牛和娟珊牛中A1和A2型β-酪蛋白占据主要优势,娟姗牛A2A2型β-酪蛋白占比高。
研究表明,A1 β-酪蛋白在胃肠道消化过程中可释放出生物活性肽BCM-7,这是一种μ-阿片受体(μ-opioid receptor, MOR)激动剂,可穿过胃肠壁进入体循环,与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中的阿片μ受体相结合[6],从而影响神经内分泌、免疫和消化功能。目前,国外大量研究讨论认为BCM-7在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婴儿猝死综合征、I型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胃肠道功能紊乱、食物过敏和特应性皮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BCM-7对人体系统的影响见图2。
图2 BCM-7对人体系统的影响[2]
Fig.2 Effects of BCM-7 on the human system[2]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 AD)是一种慢性皮肤炎症反应,临床表现为湿疹和瘙痒。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对含有潜在致敏成分的食物十分敏感,即使在低抗原浓度下也很容易被激活,因此在大多数患者中可观察到IgE依赖性反应。牛奶蛋白作为过敏原和生物活性肽BCM-7的来源,其在牛奶蛋白过敏和AD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BCM-7具有促炎作用,可诱导免疫细胞释放组胺,从而导致牛奶蛋白过敏[15]。相关研究[16]发现,A1乳喂养的小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血清中IL-4、IL-5、IgE和IgG水平显著升高,上述4种细胞因子均在过敏反应和哮喘中发挥关键作用,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了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对呼吸道具有促炎作用。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 IV, DPPIV)作为BCM-7的主要降解酶,能够限制某些参与炎症过程(如过敏反应)的促炎肽的活性。此外,DPPIV还参与T细胞依赖性免疫反应,其在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和淋巴细胞上的表达与免疫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作用有关,而这2个系统可相互影响,从而介导AD的发展[17]。当环境或内源性触发因子诱发AD病理活动时,一方面,免疫细胞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IL-4,诱导皮肤感觉神经末梢表面多种受体活化,由此形成的电刺激传至大脑,可引起瘙痒和疼痛;另一方面,在刺激下,感觉神经末梢也会将神经介质释放到皮肤中,加重炎症和瘙痒。此外,细胞因子和神经介质还会损害皮肤屏障功能,导致炎症和瘙痒症状的持续存在[18]。目前已在AD患儿血清中发现低活性的DPPIV与母乳中高浓度的BCM-7相对应[19],AD患儿血清中BCM-7过量可能是导致其神经源性炎症和瘙痒严重程度增加的原因之一。综上,A1 β-酪蛋白牛奶消化释放的BCM-7是一种可引起牛奶蛋白过敏和炎症反应的外源性肽。
乳糖是牛奶和其他乳制品中的主要碳水化合物,其消化过程是由乳糖酶介导的,这是一种在小肠上皮细胞中独特表达的酶。在大多数个体中,乳糖酶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降低。部分易感个体成年后,由于肠道内乳糖酶活性的遗传性降低,导致乳糖不能被有效消化,肠内未被消化的乳糖会导致大量水分渗透到肠腔内,从而刺激肠道蠕动、增加肠腔内容物的活动性,最终引发一系列与乳糖不耐症相关的症状,如腹胀、腹痛、腹泻和恶心呕吐等[20]。然而,部分人群在饮用牛奶后出现的牛奶不耐受症状,不仅与乳糖不耐症有关,还与所摄入牛奶的β-酪蛋白类型有关,其中A1 β-酪蛋白所引起的胃肠道炎症反应,其生理效应与乳糖不耐症是一致的,且乳糖不耐受症状与BCM-7诱导的肠道内辅助型T细胞2通路介导的过度炎症反应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关系[21]。多项人体试验[22-24]表明,在乳糖不耐症个体中,与饮用传统牛奶相比,饮用A2牛奶可减轻患者恶心、腹痛等胃肠道不适症状,并可改善其认知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2种乳制品的乳糖水平实际上是相当的,但乳糖不耐症患者仅耐受A2 β-酪蛋白牛奶,因此可认为一些自我报告为乳糖不耐受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可能与A1 β-酪蛋白有关,而不是乳糖本身。为进一步验证牛奶蛋白,尤其是β-酪蛋白是否在引发胃肠道症状中发挥作用。LAATIKAINEN等[25]在排除乳糖作用研究发现,β-酪蛋白含量较低的水解乳制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功能性胃肠疾病患者的胃肠道症状,水解过程中总β-酪蛋白或仅A1 β-酪蛋白的减少可能是改善其耐受性的原因之一,但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表明,与含有A2 β-酪蛋白的牛奶相比,一方面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能够刺激空肠中DPPIV的产生和结肠中炎症标志物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水平的升高,从而引发胃肠道炎症反应;另外,其衍生物BCM-7还可诱导胃肠道系统内生成过量的黏蛋白,这会扰乱肠道菌群的稳态,进而损害胃肠道的保护屏障功能。一旦肠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被破坏,BCM-7对人体造成的胃肠道不良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A1 β-酪蛋白能够通过降低肠道的收缩频率和幅度、延缓胃肠道的转运时间,从而直接影响胃肠功能[26]。值得注意的是,RAMAKRISHNAN等[27]在首次比较饮用A1和A2 β-酪蛋白牛奶胃排空时间的研究中发现,A1 β-酪蛋白在胃内发挥相反作用,其胃转运速度更快,快速转运会将更多未被完全消化的牛奶运输到结肠中,导致通过结肠的时间延长,将产生更多的H2、甲烷和CO2,从而导致腹痛。相比之下,摄入A2 β-酪蛋白牛奶可减缓胃转运速度、改善小肠近端绒毛亲和性及肠道形态、提高免疫应答,并可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以及短链脂肪酸尤其是异丁酸的含量,因此对宿主免疫系统和肠道健康具有潜在益处[28-29]。以上结果均表明,与A1 β-酪蛋白牛奶相比,饮用A2 β-酪蛋白牛奶将更有益于胃肠道健康。
I型糖尿病又称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I, TIDM),是一种以T细胞和巨噬细胞对胰腺β细胞的自身免疫破坏为特征的疾病。该病常见于14岁以下的儿童,早期接触A1 β-酪蛋白牛奶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环境触发因素[30]。据报道,A1 β-酪蛋白释放的BCM-7能够通过影响免疫反应、胃肠道结构和微生物菌群,进而直接或间接地致使胰岛毒性,使机体失去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在自发性糖尿病大鼠(BB大鼠)的早期研究中提出,牛奶蛋白质可能是I型糖尿病的触发因素,但是文中没有提到β-酪蛋白的基因型[31]。CHIA等[32]在动物模型中进一步证明,早期接触牛乳A1 β-酪蛋白可增加非肥胖型糖尿病小鼠(NOD小鼠)TIDM的发病率,且在后代中表现更为明显。此外,在一项对冰岛、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5个国家0~14岁儿童的饮食调查[33]中发现,冰岛0~14岁儿童TIDM的低发病率与A1 β-酪蛋白牛奶的低摄入量有关,且幼儿时期饮用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比青少年时期饮用该牛奶对TIDM的发展更为重要。人乳衍生的阿片肽BCM-5和BCM-7已被证实可促进β细胞的发育并使β细胞再生,而牛乳来源的阿片肽则发挥相反作用[34],因此母乳喂养对TIDM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应保证婴儿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确保婴儿健康生长发育。
目前,有关牛乳A1 β-酪蛋白及其衍生物BCM-7引发TIDM的潜在机制尚不明确。相关的假说主要有以下几种[1]:一方面,A1 β-酪蛋白产生的阿片肽BCM-7可能起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可增强肠道病毒等病原体的存活率,从而损害胰腺β细胞;另一方面,BCM-7的氨基酸序列结构与葡萄糖转运蛋白-2(glucose transporter-2, GLUT-2)类似,BCM-7会模拟GLUT-2参与细胞内的葡萄糖转运并激活免疫应答机制,从而引发TIDM。此外,相关的机制还包括BCM-7可通过激活阿片受体来减少胃肠道上皮细胞中的兴奋性氨基酸转运体3对半胱氨酸的摄取,导致细胞内抗氧化剂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的浓度降低,从而增加了易感个体易患炎症和系统性氧化应激的风险[2]。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有研究发现牛乳BCM-7对某些氧化应激引起的糖尿病并发症具有保护作用。糖尿病肾病作为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氧化应激的增加和抗氧化剂活性的降低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病和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糖尿病大鼠模型中发现,牛乳BCM-7能够升高血清胰岛素水平,并增加肾脏和近端小管上皮细胞中抗氧化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的活性;同时,BCM-7还能降低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和NO的含量,以及血管紧张素Ⅱ的水平,从而降低肾脏的氧化应激[35]。其次,经牛乳BCM-7治疗后糖尿病大鼠的尿糖、尿蛋白、血清肌酐、血尿氮和肾体重比显著降低,肾间质纤维化也显著减轻[36]。这些结果均表明,牛乳BCM-7能够减轻高糖诱导的肾脏氧化应激,同时可改善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恶化和肾间质纤维化。此外,经A1和A2牛奶衍生的酪蛋白水解物饲喂后,糖尿病模型大鼠血浆胰岛素水平均无显著差异,也没有表现出任何β细胞的再生能力[37]。这样看来,就调节胰岛素水平而言,A1和A2酪蛋白对糖尿病似乎并没有任何致病或保护作用。综上,尽管众多研究认为牛乳A1 β-酪蛋白及BCM-7是TIDM的关键触发因素,但食用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与TIDM发展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是一种人类主要的冠状动脉疾病,流行病学研究[38]发现,A1 β-酪蛋白牛奶的摄入量与IHD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提出饮用A1 β-酪蛋白牛奶可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A1牛奶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标志物有关,如血浆胆固醇水平和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其中,ox-LDL被认为是人类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活性氨基末端酪氨酸自由基催化产生,据报道牛乳BCM-7是酪氨酸自由基的潜在来源,因此可以促进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39]。STEINEROV等[40]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测量了母亲以及刚出生和3个月大婴儿的ox-LDL血清抗体,结果显示3个月大的婴儿的ox-LDL血清抗体浓度取决于婴儿是否进行母乳喂养。相较于母乳喂养的婴儿,使用配方奶喂养的婴儿其血清中ox-LDL抗体水平显著更高。相反,饮用A2 β-酪蛋白牛奶则可以预防IHD,因为A2 β-酪蛋白可降低LDL胆固醇水平[2]。目前,已在动物模型中证实了牛乳A1 β-酪蛋白具有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与饲喂A2 β-酪蛋白牛乳的家兔相比,饲喂A1 β-酪蛋白牛乳的家兔胆固醇水平更高,主动脉脂肪条纹覆盖面积和主动脉弓脂肪条纹病变厚度显著增加[41]。在给予牛β-酪啡肽的肉鸡中也检测到其血浆极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腹部脂肪显著沉积[4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项随机交叉人体试验中,并未发现饮用A1或A2 β-酪蛋白牛奶后对血浆胆固醇浓度有不同影响[4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作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关键酶,可通过将血管紧张素I转化为血管紧张素Ⅱ(血管收缩剂),使缓激肽(血管舒张剂)失活,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因此,抑制这种酶被认为是治疗高血压的策略之一。体外实验发现,牛奶A1 β-酪蛋白水解物对ACE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A2 β-酪蛋白水解物[44],可见A1 β-酪蛋白牛奶比A2 β-酪蛋白牛奶具有更强的降压作用,可能对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和左心室收缩功能受损的患者更有益。此外,据报道,牛奶酪蛋白水解物衍生的生物活性肽对脑血管衰老和神经血管疾病具有预防作用[45]。但必须提出的是,与β-酪蛋白水解物相比,牛奶β-酪蛋白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研究较少,两者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可能不同。
牛乳BCM-7与多种疾病的病理生理有关,其中包括精神障碍疾病,如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研究发现,这些患者普遍存在胃肠道炎症问题,这可能与患者血液中低浓度的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有关[46]。BCM-7能够限制半胱氨酸的摄入,对ASD的发展尤为重要。目前,BCM-7已被发现在精神分裂症、自闭症患者的尿液和血液中含量显著升高[2]。这种生物活性肽可透过肠黏膜屏障进入血液循环,最终穿过血脑屏障,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应受体,从而导致神经系统疾病或神经元发育的改变[47]。因此,长期暴露于高水平的牛乳BCM-7可能导致儿童早期神经发育障碍,DPPIV是唯一一种能够水解BCM-7的酶,其活性的降低被认为可能是决定自闭症发病机制的潜在因素[48]。2021年,一项动物实验[49]发现,大鼠饲喂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后表现出抑郁行为和负面情绪反应,并观察到暴露于A1 β-酪蛋白牛奶可诱导大脑中MOR上调,而在饲喂A2 β-酪蛋白牛奶的大鼠中未观察到此类情况。虽然目前尚不清楚MOR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抑郁行为,但MOR功能失调与抑郁症、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人体试验[50]也表明,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患者症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吸收了由麸质和酪蛋白不完全消化而形成的β-酪啡肽,因此减少A1牛奶的摄入量,避免其衍生BCM-7,可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的症状。基于此,目前提出的一种膳食治疗方法为无酪蛋白饮食。一些研究[51-52]认为,无麸质无酪蛋白(gluten-free and casein-free, GFCF)饮食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然而,有研究表明,ASD儿童的尿液中并不存在阿片肽BCM-7,其与自闭症的适应不良行为无关[53]。而GFCF饮食对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似乎也没有任何积极影响,相反,GFCF饮食可能会引发胃肠道不良反应[47, 54]。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BCM-7可能同时作用于MOR和DPPIV,从而加重自闭症症状,但牛乳BCM-7过量、DPPIV表达和活性降低与自闭症发病机制之间的联系还尚未得到证实。
婴儿猝死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是导致一岁以内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机制复杂多样,包括遗传因素、心律失常、婴儿睡眠呼吸暂停和外部环境触发因素,这些都被认为可能与SIDS的发病机制有关[4]。研究发现,所有患有SIDS的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即牛奶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55]。目前,已在食用牛奶配方奶粉的婴儿血浆中检测到β-酪啡肽。β-酪啡肽被认为可能在SIDS的发病机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在脑干呼吸中枢具有阿片活性。当喂养含有A1 β-酪蛋白的牛奶时,其消化衍生的BCM-7可在婴儿发育不成熟的胃肠道内充分吸收,经肠黏膜运输,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婴儿未成熟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影响MOR从而诱发脑干呼吸中枢的抑制,导致长时间的呼吸暂停,并最终导致死亡[56]。在被确诊为SIDS的死亡婴儿的脑干中发现,β-酪啡肽的免疫组化反应呈阳性[57],这在一程度上证实了上述病理机制。此外,WASILEWSKA等[58]在呼吸暂停的婴儿血清中检测到BCM-7水平显著升高,而DPPIV活性降低,因此,A1 β-酪蛋白牛奶的摄入与DPPIV酶分泌不足两者同时存在,可能会增加血液中BCM-7的含量,导致呼吸暂停和SIDS发生。然而,SUN等[55]提出,不论是使用配方奶粉还是母乳喂养的婴儿,发生SIDS的风险都是相似的。2009年以后,关于A1 β-酪蛋白摄入与SIDS之间关系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牛乳BCM-7会增加SIDS发生的风险。SIDS仍然被认为是环境和遗传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人们对更高端优质牛奶的追求和市场对A2型牛奶的需求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A1和A2 β-酪蛋白牛奶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从本文讨论的一些研究来看,一方面,与A1 β-酪蛋白牛奶相比,A2 β-酪蛋白牛奶对消化系统健康有益,但A1 β-酪蛋白及其衍生物BCM-7在胃肠道功能紊乱和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确,无法准确评估这种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还是仅限于敏感个体。另一方面,牛乳A1 β-酪蛋白及其衍生物BCM-7对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A1 β-酪蛋白牛奶对免疫系统功能低下和高危易感人群,如婴幼儿和老年群体的健康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还是倾向于推荐饮用A2牛奶更为安全,A2牛奶在市场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它可从源头上避免BCM-7的摄入,而牛乳BCM-7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报道较少且年份较远。但必须指出的是,现有的研究结果主要基于人类流行病学数据和动物试验结果,迄今为止,仍缺乏直接的临床证据来证明A1和A2 β-酪蛋白牛奶对人体健康具有致病或保护作用,其在细胞层面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了更明确地评估A2和A1牛奶的健康益处或潜在危害,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特别是高质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需纳入更多的参与者,采取足够长的随访期和双盲设计,来揭示其确切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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